其次，宪法通信权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107]的不同点在于通信自由与个人信息无关，共同点在于通信秘密也是个人信息。

[32]类似的政策性补偿，如退养还湖，即因国有渔业水域占用后退出养殖、捕捞的当地专业渔业生产者，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土地征收有关规定予以安置。其中，是否给予给付阶段便需要对底线性的给付义务加以判断，在关乎公共性的问题上也不能随意采取私法方式。

[41]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3889号行政裁定书。法院也常基于发放对象是否适格、是否应予发放等进行裁判。从五保户供养的发展历史来看，《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社员，应当统一筹划……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指靠。这导致行政补偿中的给付更是一种手段描述，即给予某种补偿金。[37]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平民二终96号民事裁定书。

如，在建平县三家乡政府诉张凤瑞给付草原补贴款上诉案中，法院认为当地政府并未发放补贴给承包草原经营户，有悖于国家制定草原补贴政策的原意。[51]参见张再林：《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道义即道德与正义，道义关乎责任。

其中需要区分行政给付和行政补偿，前者侧重于基于生存权的给付，后者则强调基于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例如，民生保障领域所进行的诸多改革，包括医疗、教育等领域，在涉及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事项上，应强调国家和政府主导并合理分配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存在对价性质的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则时常因这种对价带有强制性色彩。[43]总体来看，基于协议约定的行政给付义务，在司法裁判中主要集中于所涉合同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所涉争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内容。

也就是说，行政给付义务需设定最低底线，即厘分上文所讨论的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如高少峰与高苹诉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镇北渡村民委员会上诉案[37]便是如此，对于其中涉及的五保户供养协议，民事、行政[38]裁判均未受理。

摘要:  行政给付义务包括法定职责、协议和道义三种类型，进而形成垂直、水平和补充三种样态。[32]类似的政策性补偿，如退养还湖，即因国有渔业水域占用后退出养殖、捕捞的当地专业渔业生产者，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土地征收有关规定予以安置。基于法定职责的给付义务因具体性质和所涉权利的差别，会产生公法、私法的不同调整密度。但是，实际作出相应处理通报的主体是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其在法律关系上并非医保协议管理的直接主体。

这种框架以确立最底线的行政给付义务为基础，以调整行政给付义务中的侵害面向为主要内容，同时包括不同类型并结合私法途径构成，整体上需充分考虑如下两点：第一，从行政给付义务的内在法律拘束来看，是否需要给付需结合何为基本，何为底线性的给付义务加以判断。[70]如均等是在承认城乡差异等基础之上的平等，更为关注机会均等。[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行申7109号行政裁定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要求的给付义务必然也是多元化的，其他给付义务亦然。

实际上，仅以这些关键词检索也未必能够涵盖行政给付的全貌且很多内容之间会有叠加，如保障性住房与住房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等。（二）基于给付义务类型整合公、私法的调整密度基于道义的给付义务整体上不受法律拘束，也很难具有直接的请求权基础，最多会转化为立法目的或者立法原则中的相应表述。

[1]广义上，行政给付则与给付行政通用。行政给付中的给付则是一种行为属性描述，即一种受益性地给予物质帮助的行为。

这种区分并非简单地两端截开，而是在针对具体问题的探究中，将二者置于同一个给付义务履行过程中加以思考。（三）补充：基于道义的行政给付义务法律的义务优先于道德的义务，在顾及他们的幸福之前先关心他们的权利。[75]参见前注[8]，Eberhard Schmidt-Assmann书，第328页。[17]参见黄锴：《论社会救助权的本土塑造——以法律与政策的互动为视角》，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2页。[60]这些实则对应于上文所探讨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医疗保险等内容。学理上或可考虑用法律关系理论来解释行政给付义务中的诸多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我们素来强调和关照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对社会关系的假设始终是利益一致的，为实现共同目的则更为强调国家对公民生活的全面关照。[35]参见[日]桑原洋子：《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韩君玲、邹文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这些领域涉及多边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大多涉及复杂的利益结构，包含多个利益主体。裁判过程生动展现了行政相对人的给付诉求以及法院对法规范中给付义务的理解和判断，因此，本文拟选择司法裁判中的相关案例作为例证。

[49][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16]进而，如何测算救助线、认定何种情况下低于基本生活水平都涉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

[65]该案中，《关于山西省省属国有企业改制和关闭破产中退休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项目之外的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办法和资金来源都予以了明确规定，该政策性决定是给付请求权之基础。[34]综上，在现代法治社会，基于法定职责的给付义务为多数。第二种, , , , , , 是决定，如行政给付决定，如杜三友案中的政策性决定。司法裁判中的给付义务亦有扩大化趋势，如政府信息公开类给付属于给付判决的内容但却并不归属于学说范畴上的给付行政。

[75]鉴于给付这一概念发端于民事领域，借用法律关系理论亦可更好地勾连给付义务中的公法、私法以及法定、约定义务。垂直和水平样态的行政给付义务，可借助法律关系理论予以整合。

[12]随着五保户供养领域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此类纠纷也会逐渐减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救济、扶贫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给付项目开始朝着以对价为特征的保险类给付项目发展。通常来说，只有以个人账户为基础时，个体才会享有对退休保障金的财产权益。

尽管对于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究竟是依靠宪法修改抑或解释来提升其价值内涵有所争议，但对其本质上可基本等同于人的尊严并无观点分歧。[73]综上所述，行政给付义务的类型所导致的调整原理会呈现出相应差异。

从其手段来看，需要依赖不同类型确定公私法的调整密度。[63]当下，我国给付领域的大量立法缺位现象是形式选择自由可以适用的现实空间，但实则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公共利益等关乎公共性的问题却并不能随意采取私法方式，这也是法定和约定给付义务之间的界限。行政给付义务的外在法律拘束则更应强调以实体权益的实现来整合行政给付义务目标，结合行政给付义务的不同类型，设定公私法调整密度有所差异的具体法律规则。第二类：附有对价的预防性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时常因这种对价的强制性，具有一定的公法调整内容，如确保兜底性的基本社会保险给付义务受到公法相应原则调整，其余部分多不受公法调整。

[59]我国生存权具有广泛涵义，不仅意味着存在或者活着，同时意味着更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即拥有食物、住所、衣物、卫生保健甚至还包括拥有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机会。[50]参见朱学磊：《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及其批评者——兼论分配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1期，第24页。

上文所提及的徐云英案以及诸多涉及补贴类的案例中，都涉及其他形式的给付请求权来源。[73]参见沈政雄：《社会保障给付行政法学分析——给付行政法论之再开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02页。

也就是说，给付义务履行能力会随着财政能力而改变，预算会形成给付范围的地方差异，进而并非所有给付都会成为法定职责并具备预算法上的支持，此时便是道义基础上的给付义务来发挥补充作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明确指出：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